什么是市场经济
为了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重大问题，并作出以下决定。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1)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深化，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正在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大步。在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决策，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本世纪末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期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确保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地、有步骤地全面推进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十五年来，我们走上了富有成效的改革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顺利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提倡积极探索，敢于实验。继承优良传统，勇于突破陈规，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经验，这些经验反映了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互统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抓住有利时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才能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才能有效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在积极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避免重大损失和社会冲击。
——尊重群众的积极性，重视群众的切身利益。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尊重群众意愿，引导、保护和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在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积累与消费、大局与局部、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改革赢得广泛而深刻的群众基础。
——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扩展，实现城乡改革相结合，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相匹配，紧密联系和促进国内和对外开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决策。重大改革措施，有的根据不同情况，先制定计划，在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贯彻执行；有的先在本地测试，获得经验后再推广。既要注重循序渐进的改革，又要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整体改革。
第二，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4)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十年来，通过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改革管理方式等措施，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矛盾，着力创新企业制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一是产权关系明确，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投资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第二，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按规定纳税，对投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第三，投资者根据投入企业的资本金额，即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享有所有者权益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所有企业都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5)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推进。当前，要继续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把企业的各项权利和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加强国有企业财产的监督管理，实现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步伐。坚决制止向企业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有步骤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核实企业法人财产占用量。从各方面为国有企业稳步地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创造条件。
(6)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也有利于筹集资金、分散风险。公司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依法改组为独资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依法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只能是少数，必须经过严格审定。国有股权在公司中占有多少份额比较合适，可按不同产业和股权分散程度区别处理。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公司和军工企业应由国家独资经营，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国家要控股并吸收非国有资金入股，以扩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影响范围。实行公司制不是简单更换名称，也不是单纯为了筹集资金，而要着重于转换机制。要通过试点，逐步推行，绝不能搞形式主义，一哄而起。要防止把不具备条件的企业硬行改为公司。现有公司要按规范的要求加以整顿。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现有全国性行业总公司要逐步改组为控股公司。发展一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产权联结为主要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发挥其在促进结构调整，提高规模效益，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出售企业和股权的收入，由国家转投于急需发展的产业。
(7)改革和完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保证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实行公司制的企业，要按照有关法规建立内部组织机构。企业中的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要组织职工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要加强职工队伍建设，造就企业家队伍。形成企业内部权责分明、团结合作、相互制约的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企业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和严格内部经营管理，严肃劳动纪律，加强技术开发、质量管理以及营销、财务和信息工作，提高决策水平、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敬业爱厂、遵法守信、开拓创新的精神。
(8)加强企业中的国有资产管理。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加强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不善和严重流失的情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对其分工监管的企业国有资产要负起监督职责，根据需要可派出监事会，对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行监督。严禁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甚至无偿分给个人。要健全制度，从各方面堵塞漏洞，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
(9)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
三、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10)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当前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11)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现在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但少数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仍然存在，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价格形成和调节机制还不健全。深化价格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调顺少数由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平抑市场价格。
(12)改革现有商品流通体系，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建立大宗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严格规范少数商品期货市场试点。国有流通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并在完善和发展批发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构造大中小相结合、各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并存、功能完备的商品市场网络，推动流通现代化。
(13)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
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建立发债机构和债券信用评级制度，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并逐步扩大规模。货币市场要发展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中央银行开展国债买卖。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章的集资、拆借等融资活动。
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力充裕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就业的压力，要把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作为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出发点。广开就业门路，更多地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发展多种就业形式，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就业结构，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
规范和发展房地产市场。我国地少人多，必须十分珍惜和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国家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有限期出让制度，对商业性用地使用权的出让，要改变协议批租方式，实行招标、拍卖。同时加强土地二级市场的管理，建立正常的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通过开征和调整房地产税费等措施，防止在房地产交易中获取暴利和国家收益的流失。控制高档房屋和高消费游乐设施的过快增长。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控制住房用地价格，促进住房商品化和住房建设的发展。
进一步发展技术、信息市场。引入竞争机制，保护知识产权，实行技术成果有偿转让，实现技术产品和信息商品化、产业化。
(14)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15)改善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欺行霸市等违法行为。提高市场交易的公开化程度，建立有权威的市场执法和监督机构，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发挥社会舆论对市场的监督作用。
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16)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目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的问题，严重障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新体制的建立进程，要按照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继续并尽早完成政府机构改革。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专业经济部门要逐步减少，综合经济部门要做好综合协调工作，同时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1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运用预算和税收手段，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18)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近期改革的重点，一是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列为中央税;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列为共享税;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效益，扩大财源，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制度，以调节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特别是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⑴⑵)二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对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对大部分非商品经营继续征收营业税。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基础上，企业依法纳税，理顺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统一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规范税率，扩大税基。开征和调整某些税种，清理税收减免，严格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流失。三是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要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中央财政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而靠发行长短期国债解决。统一管理政府的国内外债务。
(19)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维护金融秩序，不再对非金融机构办理业务。银行业与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组建货币政策委员会，及时调整货币和信贷政策。按照货币在全国范围流通和需要集中统一调节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为总行的派出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
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组建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信贷银行，改组中国农业银行，承担严格界定的政策性业务。
发展商业性银行。现有的专业银行要逐步转变为商业银行，并根据需要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商业银行要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规范与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按照资金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在规定幅度内自由浮动。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
实现银行系统计算机网络化，扩大商业汇票和支票等结算工具的使用面，严格结算纪律，提高结算效率，积极推行信用卡，减少现金流通量。
(20)深化投资体制改革。逐步建立法人投资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责任。竞争性项目投资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所需贷款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自负盈亏。用项目登记备案制代替现行的行政审批制，把这方面的投融资活动推向市场，国家用产业政策予以引导。基础性项目建设要鼓励和吸引各方投资参与。地方政府负责地区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按照统一规划，由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通过财政投融资和金融债券等渠道筹资，采取控股、参股和政策性优惠贷款等多种形式进行;企业法人对筹划、筹资、建设直至生产经营、归还贷款本息以及资产保值增值全过程负责。社会公益性项目建设，要广泛吸收社会各界资金，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由政府通过财政统筹安排。
(21)加快计划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国家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总体上应当是指导性的计划。计划工作的任务，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生产力布局、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计划工作要突出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把重点放到中长期计划上，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运用。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完善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
(22)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这是保证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统一的需要。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必须赋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订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23)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24)建立适应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国有企业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根据劳动就业供求变化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行政机关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公务员的工资由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并参照企业平均工资水平确定和调整，形成正常的晋级和工资增长机制。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和分配方式，有条件的可以实行企业工资制度。国家制订最低工资标准，各类企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积极推进个人收入的货币化和规范化。
(25)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逐步建立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要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两极分化。对侵吞公有财产和采取偷税抗税、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牟取收入的，要依法惩处。
(2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社会保障政策要统一，管理要法制化。社会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办法应有区别。提倡社会互助。发展商业性保险业，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
(27)按照社会保障的不同类型确定其资金来源和保障方式。重点完善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强化社会服务功能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进一步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保险费由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一定比例统一筹交。普遍建立企业工伤保险制度。农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扶持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农民自愿，也可以实行个人储蓄积累养老保险。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8)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提高社会保障事业的管理水平，形成社会保险基金筹集、运营的良性循环机制。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险基金经营要分开。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主要是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代表参加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组织，监督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和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在保证基金正常支付和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可依法把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家债券，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29)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我国农村十多年来的改革，使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农村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主要是农业特别是粮棉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必须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证到本世纪末农业再上一个新台阶，广大农民的生活由温饱达到小康水平。
(30)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要适应市场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优化品种结构，使农业朝着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在保持粮棉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加快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农业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积极培育农村市场，打破地区封锁、城乡分割的状况，进一步搞活流通，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使各种经济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和组合。这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31)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延长耕地承包期，允许继承开发性生产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本着群众自愿原则，可以采取转包、入股等多种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积极兴办服务性的经济实体，为家庭经营提供服务，逐步积累集体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32)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发展多样化的服务组织，形成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和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等农民联合组织相结合的服务网络。各级供销社要继续深化改革，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探索向综合性服务组织发展的新路子。逐步全面放开农产品经营，改变部门分割、产销脱节的状况，发展各种形式的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把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加快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积极推进农科教结合，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要积极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
(33)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展股份合作制，进行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活力。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促进生产要素跨社区流动和组合，形成更合理的企业布局。加强规划，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小城镇，建设新的小城镇。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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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是从西欧开始的。从14世纪到15世纪，欧洲遇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和战争使整个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几乎完全停滞，与当时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繁荣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照，使不少欧洲人冒险探索前往东方的航线。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Colombo，约1451-1506)到达美洲，欧洲列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殖民侵略活动，世界市场急剧扩大，刺激英国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大量农田被强行改为牧场，大量农民被迫离土离乡，进入手工业工场，充当雇佣工人，史称”圈地运动”(Enclosuremovement)，又名”羊吃人运动”。
1640年英国爆发了革命，到1688年，经过长期斗争，历经三次反复，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权。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技术革命，实现了机器大生产。随后，欧美等主要国家都相继完成了工业技术革命。亚洲的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也迅速完成了工业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相继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整个20世纪，西方各国经济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到了21世纪，几乎各行各业都形成了一些规模巨大的垄断公司，寡头垄断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结构。
20世纪上半期，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
战后至今60多年间，世界经济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说，欧洲和北美绝大多数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已经步入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依然处于传统小农经济阶段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中，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大陆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小农经济国家，只有微不足道的少量零星工业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从1949年到1952年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战争创伤，然后从1953年开始到1970年代，排除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走计划经济道路，初步完成了工业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了21世纪，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步入了市场经济国家行列。但总体市场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与中国改革开放大约同时，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各具特色的经济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和平演变，由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
市场经济一经产生，便成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迄今为止，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这种经济体制的趋同，一方面表明市场经济具有极强的吸纳能力和兼容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美国、德国、日本市场经济体制是迄今世界各国中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它们各有特点，各具风格。这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差异性，既是各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内容，也是各国相关经济政策、国情和文化历史传统差异的折射。
1991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转换到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成功的市场经济的三种主要模式: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日本的行政管理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
国外市场经济模式的共性
世界各国经济的丰富实践，使得经济模式在多样化的基础上日益走向互相整合。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着以下共同特点:
(1)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是指为使经济行为达到最优和最适度的状态而对资源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分配的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不是以习俗、习惯或行政命令为主来配置资源，而是使市场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联系的纽带，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经济运行中社会各种资源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市场，由市场供求形成价格，进而引导资源在各个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2)经济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界定分明。经济行为主体如家庭、企业和政府的经济行为，均受市场竞争法则制约和相关法律保障，赋予相应的权、责、利，成为具有明确收益与风险意识的不同利益主体。如果经济行为主体的权责利不界定清楚，那么，主体特别是企业这一微观层次就很难成为真正的自主性市场竞争主体。
(3)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市场竞争。从市场经济的理念上普遍强调竞争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为达到公平竞争的目的，政府从法律上创造出适宜的外部环境，为企业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等等。只有把各市场利益主体的活动都纳入到法律的框架内，才能维护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正常运行。
(4)实行必要的、有效的宏观调控。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时期，国家的经济职能主要是保护经济发展的秩序，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便成为经常的、稳定的体制要求，政府能够运用经济计划、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干预和调控。其目的，一方面是为经济的正常运转提供保证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弥补和纠正市场的缺陷。
(5)经济关系的国际化。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它使各国经济本着互惠互利、扬长避短的原则进入国际大循环。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不仅表现在国际进出口贸易、资金流动、技术转让和无形贸易的发展等方面，还表现为对协调国际利益的各种规则与惯例的普遍认同和参与。上述的所有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相异特点也应该借鉴。
比如美国”企业自主型”市场经济强调对企业自主地位的确立和保障，政府对企业的关系真正的含义是服务;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以稳定求发展和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良性循环的做法，对于处理好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日本”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与计划的有效结合，对于后发达国家发挥政府调节的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的时空效率也不乏参考价值。
2016年3月16日，李克强指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
美国模式，即”企业自主型”市场经济模式，又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它十分强调保障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般较少直接触碰企业，而是指向市场。其体制与运行特征主要有:
(1)企业享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自由企业制度。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独立主体，拥有比较完整、充分的权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等微观决策通常都是由企业自行决定。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重点是企业的自由。当然，企业的这种”自主性”是建立在较完备的法律基础上的。因此，企业经营中一般都很重视法律方面的工作，较小的公司聘有专职律师，较大的公司一般都设立法律部。
(2)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中心环节，政府宏观调控活动集中在市场上。美国政府比较强调市场的合理性，注重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反托拉斯立法，以法律手段尽力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最早的反托拉斯法是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对托拉斯的行为作出了限制。其后100多年来，针对反托拉斯过程中的问题又通过了不少相关立法。另外，由于市场调节的有效与否取决于市场提供给企业的信号是否真实，美国政府把尽可能地使市场信号真实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目标主要是反周期和反通货膨胀。
(3)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偏重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美国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干预也是依法进行的，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依据对市场总需求的分析，采用或松或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扩大或压缩市场上的有效需求，通过市场上供求总态势的变动，引导企业对市场作出反应的形式进行决策调整。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不那么强调具体功能以及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
(4)体制关系的透明度较高。美国模式中政府、市场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地位，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作出规定。尤其是政府的行为，都要以立法为依据。政府的宏观干预和调节，也必须落实到法律上，通过立法来贯彻执行，具有较高的公开性。
德国模式，即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实行的是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而是将个人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通过国家的有限干预实现”社会公正”。路德维希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奠基者，他把社会市场经济概括为”自由加秩序”。其体制与经济运行特征主要有:
(1)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证自由竞争，限制垄断。市场竞争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也是社会最主要的支柱。垄断和”不道德竞争”是市场机制有效性的最大威胁。政府干预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和维护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消除有碍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因素。只要市场机制健全，就能合理引导企业，因此政府不必对企业进行”多余”的直接干预。在市场自由的基础上，企业也是自由的;企业的自主性，又是市场机制有效作用的必要条件。
(2)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稳定与均衡。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经济环境的有序和经济运行的稳定，其中主要是指价格稳定、货币稳定、增长稳定以及收入稳定。为此，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制度政策、稳定政策和社会政策。制度政策即保证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政策;稳定政策包括物价、货币、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具体手段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结构政策等;社会政策包括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等。
(3)有比较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德国市场经济力争经济高效率又兼顾社会公平。为维护社会公平，德国通过立法推行监督、影响之下的雇主与职工”共向决定”制度。有关工人就业和收入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工人都有参与决定的权力。另外，德国进一步扩展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企业和职工(认保缴费)的”三方付费”制度，建立起了比较完备、具有较高水平的医疗、失业、退休和事故等各种各样的保险，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制度。
(4)体制关系的透明度很高。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法律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各种立法建立和维护有序的、合理的和公平的竞争秩序。体制关系中透明度很高。
日本模式，即所谓政府指导型，又称”社团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除近年有所停滞外，曾历经几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在1950~1990年的40年问，年均增长率高达7.7%。日本非常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既调控市场，也直接引导企业，并且将重点放在后者之上。日本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的特点有:
(1)比较突出地强调政企合作。日本”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并不是指企业的自主发展必须充分考虑来自政府的各种信号，而主要是寻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一致。在这种体制关系中，十分强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参与决策，尔后分别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具体实施。企业仍然是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但受到政府有关经济计划的明显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其自主程度相对较低。
(2)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发挥市场调节的同时，重视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日本的政企关系建立于市场与企业关系的基础之上，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场调节，而是设法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
(3)有一套官民结合的严密而有效的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日本的”政府主导型”还表现在它的经济组织制度上。从政府机构到半官方的经济审议会，再到民间的行业团体和企业问内部的横向联系，是一个政府主导、民问经济界充分参与的多层次官民一体型体系。官与民相互联系，互通意见，有机结合。这样既便于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切合实际，平衡各方利益，又有利于经济政策得到企业和公众的响应和自觉执行。
(4)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侧重于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从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来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尤以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为佳。经济计划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等特点，主要任务是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总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政策措施与手段。产业政策是由通产省主持制定的产业结构设想和产业组织政策，指明产业的发展目标，实行产业倾斜，并从税收、金融等方面给这些产业以一定的优惠，以推动实现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优化，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体制关系的透明度较低。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强调政企合作，既有政府对企业大量的随机监督与指导，又存在着企业经常寻求政府指导和扶持的现象。由于这种密切的联系，不可能时时处处诉诸法律程序，因此，日本市场经济的公开性较差，透明度也较低。
分析西欧各国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欧洲国家连年战争不断，内耗过大，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当时的英国王权较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1603~1625在位)即位时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战争还在继续，詹姆士一世和议会之间因为拨款的问题产生的矛盾冲突非常严重，而议会主要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控制。
詹姆士一世不关心英国的海上贸易，不重视建设海军，这些政策大大阻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强烈不满。另外詹姆士一世为了不背叛和荷兰人的和约而不再允许英国对荷兰的海盗行为，虽然劫掠荷兰商船是英格兰很久以来的获利丰厚的合法海盗行为。
后来建立君主立宪制，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地主贵族为了生产肉类和商品粮以供应城市的需要，扩大投资，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加速进行圈地。资产者则大力鼓励圈地。政府通过议会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在革命之前，真正的机械化生产还没有发展起来。英国是欧洲第一个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西欧各国率先实现工业化，主要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新航线的开辟、王权相对较弱。所以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控制下的议会容易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权。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厂商成为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农业和家庭双双发生了危机。
首先，就农业来讲，其比较经济效益显著下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民的贫困问题日渐突出，农民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成了社会上长期受到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上层对待农业和工业的态度，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加速进行圈地运动，目的是为了供应城市的需求，社会经济因为社会统治阶层的变换而转型，导致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发展过渡。挫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社会地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最初始的原因。
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求，各种各样的服务业随之兴起，甚至拥有比工业生产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报酬，而国家层面对农产品价格的限制比较严格，一旦农产品提价就会引起社会上非常强烈的不满。自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随之不断地由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流动。就象”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资源是由经济效益低的行业向经济效益高的行业流动。因此，伴随着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是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于工业和服务业。
其次，世界性的家庭伦理危机日益严重。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三世同堂”式大家庭已基本成为过去，一对夫妇及其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已取而代之成为目前最普遍的家庭形式。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还在进一步缩小中，出现了大量非典型不完整家庭，如各种单亲家庭、丁克家庭(Doubleincomenokids，DINK)、单身家庭等。与此同时，家庭的职能也在不断剥离。
在农业时代，家庭可以说是全职全能的，包括生产经营、生活消费、两性情爱、生育后代、抚养教育、赡养老人以及承担社会义务等许多职能。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这些职能都开始相继从家庭中分化独立出来，程度不等地实现了市场化、社会化。
生产经营差不多已经完全由各类厂商所包办，生活消费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天伦之乐”已让位于”天涯之乐”，孩子的抚养教育不再由家庭大包大揽，而是由各类托儿所、幼儿园、学校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老人的赡养也不再完全由子女承担，而是由各类托老组织承担了一部分。最叫人难以接受的是，夫妻感情日渐淡化，婚外恋大量涌现，非法色情交易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发展至今，除了生育职能基本上完全由家庭承担以外，其它职能都已经全部或部分越出了家庭的范围。
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内部不安定因素不断扩散、不断激化，比如失业现象严重、社会内部欺诈行为难以控制、对劳动的剥削变本加厉、社会人口迁徙和流动加剧，这一切导致社会内部信任不断被破坏，连家庭内部的信任都难以保证，而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农民只要有土地，就不会失业，不需要不断迁徙，也不需要用上夜班来实现更多的生产，因为农作物的生长必需遵守自然规律。另外，人的生活压力变大，女权运动使女性和男性一样开始在社会上工作、参政议政，这样，对下一代和上一代的抚养和照顾就不得不尽量交给社会承担了。
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时代最基本的特征是，工业取代农业占据了社会经济的决定性地位，市场营销成为最普遍的经营形式，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市场营销要求根据市场需求，广泛利用各种市场资源，在极其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生产，而不是像传统小农那样局限在一个家庭范围内，使用家庭资源，为满足家庭需要而进行生产，市场营销强调”广泛利用市场资源”。但是这种”广泛利用市场资源”的观念必须”立足于当地实际，从当地实际出发”，否则容易造成当地各种资源的严重流失，使当地经济发展居于劣势。
从历史发展来看，世界各地小农经济统治数千年间并不曾发明过任何一台最简单的机器，而15世纪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人们便开始尝试发明这样那样的机器，特别是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短短二三百年时间，人们便便发明了无数精巧绝伦、神通广大的机器，各行各业都普遍实现了机械化。机械化是社会上层重视工业生产的必然。
从理论上来分析，首先，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手工生产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大量应用机器生产;其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本家拥有大量财力去支持用于生产的发明创造，为各种机器的发明和制造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可行条件。于是，经过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机器大生产，其主要特点是:以煤炭、石油等非生物能源为动力，能够大功率、高效率、长时间连续作业。虽然机械化是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工业化，就没有机械化，而工业化当然会加速机械化的进程。
由于面向市场经营，使用机器大生产，这就要求人们改变以往小农经济状态下那种凭经验靠估计的做法，而代之以科学的定量测试、计算和分析。这里”科学化”并不简单地局限于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而包括人们观察和分析问题时的思维方式的科学化。但是这种对科学性的要求往往被恶性竞争严重扭曲。
面对规模化的工业生产，仅靠家庭劳动力显然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大市场经济量引入家庭外劳动力。使用家庭外劳动力，可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强迫一些人当自己的奴隶;另一个是通过支付工资来雇佣他人为自己工作。但是，大量强迫奴隶劳动，只能限于简单的、不容易被破坏的劳动环境，比如种植园，即便是种植园，也难以阻止奴隶破坏和反抗力量的爆发，奴役制度必然灭亡。
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只能通过支付工资的办法来雇佣本国自由民从事生产劳动，而出于对技术和本地人口就业的保护，雇佣外国公民不是明智的选择。
大量机器的应用及由此导致的技术分工，虽然要求工人融合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共同完成生产过程，但是由于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下工业生产内部管理失控的现象难以避免，所以这种”融合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愿望和努力常常面临各种困难。
整个的机械化大生产和雇工经营是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的大环境和工业生产内部管理失控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外部环境中恶性竞争严重，风险很高，商业机密很多，内部管理常常失控，导致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特点，理论上说，社会成员应该普遍养成分工协作的习惯和理念，但是社会经济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并没有降低风险、解决内部管理失控的状态，这也是社会内部信任的破坏程度一直非常严重、社会生产的整体效率难以提高的原因。
机械化大生产和雇工经营，必然突破家庭经营的局限，使厂商成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与小农家庭简单的内部结构相对比，厂商内部结构要复杂得多，其中包含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分工精细的各种生产要素，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经济系统，而这样复杂的经济系统在管理上也非常复杂、非常困难，本身就容易出现失控的状态。
厂商成为基本经济组织形式以后，私有制的范围就扩大了，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私有制，但在实际经营和管理层面上，所有者已经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支配和处分自己名下的财产了。
这与封建农业时期的个体私有制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一种”扩大的私有制”，其内部正在孕育产生新兴公有制萌芽，而这样的公有制萌芽对工业化生产的约束力量远远不够，私有化厂商的生产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环境下，容易出现失控状态，雇佣工人、消费者或者供应商的利益常常被侵犯。
由于在极其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组织市场经营，厂商生产的目的不再象小农经济那样以获取产品为直接目标，而是以利润为直接生产目的，产品的生产变成了获取利润的手段。在这里，利润是泛指一切价值增值。在这样的目的驱使下，产品质量难以保证，雇佣工人、消费者或者供应商的利益难以保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常常被污染，我们的地球资源面临枯竭的威胁，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野生动物也在这样的目的驱使下，面临灭绝的命运。
人的社会性注定人天生愿意遵守信用、善待他人，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出现恶性竞争的状态，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千千万万的厂商和个人参与的过程，因此必然要求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严格的规范，包括国家法律制度、厂商内部的管理制度、各种技术性操作规范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等。
这就好比，在乡间小道上，一个人或很少的几个人走路，无需特别制定交通规则，人们也不会随便故意相互碰撞，但在大城市，数以万计的行人、车辆一起上路，而每个人都急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就必须制定严格的交通规则了。
总之，规范化是市场化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和挑战，没有市场化，人们就不会感到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对社会规范的冲击。
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的革命，建立了限制王权的君主立宪制，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但是工业的迅速发展，势必加剧国家内部的矛盾，他们必须迅速将产品卖出去，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否则他们将会负债累累、将会破产，这种压力使资产阶级殖民扩张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而殖民扩张的成功又会使他们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使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张，殖民战争结束后，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走工业化的道路，因此市场经济的扩张性并没有因为殖民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反而从旧殖民主义顺利转化为新殖民主义。
市场经济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是这样的努力在带有侵略性的自由竞争环境下往往是非常脆弱的。
随着利润成为直接的生产目的，一切生产要素都相应地变成了赚取利润的手段，即通常所谓”资本”。整个社会经济从此都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受资本统治。
在整个社会管理失控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国家也走上工业化道路，它们同样面临社会管理失控的状态。冷战之后，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几乎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而一旦资本能得到社会有效的管理，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就会直接转化为接受社会管理的经济模式。
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千千万万的厂商和个人自主参与交易形式，在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假定厂商打算做长久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商品的价格就会受供求关系影响，沿着自身价值上下波动，在交易过程中，我们常能看到同一种商品在不同时期价格不同，没有打算做长久的生产经营和销售的厂商，虽然很快被淘汰的风险很大，但是他们的获利也会非常可观。
市场的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①、当涨价时，卖方会自发的加大生产投入;当减价时，卖方会自发的减少生产投入，这就是市场的一个特点:自发性。
②、市场的范围之大使得谁也无法客观宏观的去分析观察，参与者们大多以价格的增幅程度来决定是否参与，与参与程度，这就体现了市场的第二个特点:盲目性。
③、参与者盲目自发的投入生产，而生产是一个相对于价格变动耗时较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常能看到一种商品降价后，它的供应量却在上升，这就是市场的第三个性质:滞后性。
④、我们在购买时只能先付款后消费，由于商品种类繁多，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在购买时直接看到消费的效果，而事后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代价很大，所以市场还具有第四个性质:欺诈性。
理论上说，市场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包括各种市场资源和劳动产品，都通过市场交换来进行分配，实行”各增其值、等价交换”原则，即个人向厂商提供生产要素，按系统论观点，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都实现增值，并得到各自的报酬，形成个人收入，个人再以其收入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向厂商购买各种消费品。但事实上，等价交换根本没有具体评估的标准，只能在可选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自愿交换”的状态。
由于市场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形式，一切生产要素和产品都要通过市场来分配，于是千千万万的厂商和个人便在市场上围绕有限的市场资源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每一个人和每一家厂商都随时面临严酷的市场压力，从而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极力避免严酷的市场压力给自己带来的风险，造成了巨大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犯罪率也会因此大大提高。
首先，众所周知，在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生产者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直接生产自己需要的绝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取得，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地方，有人比喻，这就”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相互间除了简单的地域联系之外，”再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与经济交往。
在经济交往层面，这个比喻可以成立，但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风俗文化上的交往比商品经济条件下丰富得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确不会在交换问题上存在大范围的、剧烈的利益分化与利害冲突，也不会因为在交换问题上频繁出现利益冲突而感到不自由、不平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则完全两样。在这里，”交换的主体生产各种不同的商品，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如果说每个人依赖于一切人的生产，那么一切人则依赖于每个人的生产，他们由此而互相补充”。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就不可避免了。
与此同时，由于”交换过程的各主体表现为商品的所有者”，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间在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他们在这种利害冲突过程中对实现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愿望会非常强烈。这种现象，用马克思的话来概括，便是:个人之间以及他们的商品之间的这种差别，既是使这些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动因，亦是使他们作为交换者发生他们”被假定被证明为”平等的人与自由的人的那种社会关系的动因。
其次，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乃至法治原则的实现，只有在市场经济关系中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切并不会自然实现。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生产与消费单位之间是不存在积极意义上的经济交往的。然而这并不排斥各个单位内部的交往。问题在于，由于小农处在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之中且承受着后者的超经济强制，这种交往也就根本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市场经济虽然不存在明文规定的超经济强制，但是交换关系本身注定人们必然依附他人而生存，所谓商品交换纯粹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按照彼此的需求自愿按照协商价格交换，在协商的过程中极力在社会中树立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
再次，民主政治是贯穿于市场经济关系始终的自由原则与平等原则在观念上层建筑与制度上层建筑之间的斗争冲突中的反映。
革命限制王权或者推翻王位世袭的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这一切表现在上层建筑上，便是民主观念与民主制度的确立。作为民主的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民主的制度，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一方面，民主意味着自由，意味着为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所保障的种种公民权利;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虽然平等自由的民主政治被写入法律，但事实上自然经济时期的等级制度和人身控制关系只是以另外一些方式继续存在，不过只要在法律上明确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是公民的权利，这一切就有不断斗争和争取的合法依据，自由平等的实现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不断发现和解决人们面临的各种严峻的问题。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是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和阳光。
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表现为极端的专制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有所变化，虽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从表面上来看，双方一开始就是作为自由的和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出现的，他们通过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最后又确证了自身的平等和自由”，然而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和雇佣关系注定人们必然依靠他人才能生存。平等和自由的实现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建立对交换价值和交换行为的合理原则，而建立对交换价值和交换行为的合理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围绕市场经济问题存在两种理论传统:
一种是强调市场机制绝对合理的传统。这是由斯密、萨伊到马歇尔、哈耶克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他们认为，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完满，具备自我均衡机制的完善体系，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没有缺陷的，市场本身的均衡调整机制足以保证经济长期均衡运行，并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周期性危机是非必然的，是可以避免的。
另一种是认为市场机制有缺陷的传统。以马克思和凯恩斯为代表，马克思认为，近代的历史是由小市场经济走向大市场经济，即由民族市场走向世界市场经济的进程。这其实就是今天常讲的”全球化”。马克思认为这个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在世界市场经济已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最终会产生破坏世界市场的力量，从而撕毁这一体制。他把这种全面危及世界统一市场的危机，称作”普遍危机”或”总危机”。
凯恩斯最早信奉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但30年代大萧条，却使他最终转向了对自由市场经济危机机制的分析。但是凯恩斯和马克思的立场不同。马克思认为，市场体制中的危机机制是不可救的。而凯恩斯则相信，可以通过政府对经济作宏观干预的方法，补救市场机制的缺陷。
但是马克思与凯恩斯都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缺陷的，周期性危机就表明这种缺陷。这可以称做纠正市场幻想的一种理论传统。
对市场机制的上述两种对立的传统，实际上形成了近代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理论传统。
在工业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各发达国家曾对外发动了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扩张活动，在世界各地到处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在其内部则由于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贫富分化愈益加剧，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这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指责。
但尽管如此，在工业时代，人类的生活状况，整个来说，还是大大改善了。欧美日等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到了21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相效仿的榜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致力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
而正是这种争相效仿的行为，使发达国家从旧殖民主义顺利过渡到新殖民主义，这里的秘密就是不等价交换，不仅仅是高科技工业产品，欧美日等工业化国家的一切都具有更高的交换价值。
亚当斯密新古典经济学是21世纪在中国流行、并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圣经。其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理想的市场制度中，供给和需求通过价格涨落机制得到灵活调节和自动平衡。当供给不足时，商品价格上涨，高利润通过价格信号刺激投资者，促使其将资源、劳动力、技术转入短缺部门，于是供给增多，使需求得到满足。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商品价格下跌，低利润及低价格信号促使投资都转移资源、劳动力和技术，减少生产，于是供求恢复平衡。
同时，在供给趋向满足的进程中，市场竞争激烈化，进而自然淘汰低效益的投资者，自然调整经济结构，从而保持生产的高效率。在这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调整下，经济结构和制度自动得到调整和运转，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永远不会有生产过剩和供给不足的长期情况发生。
但危机的发生，即经济周期波动和震荡的发生，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直接关连着。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摆脱这个周期性危机的机制。
这个市场自动调节理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模型”。实际上，这个模型如果想要成立，至少必须借助于三个假定条件:
一是生产者要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灵活转移是无需成本的。
二是既成社会生产力结构是弹性的。
三是保证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可能性的资源、技术资源可以无限量地供应的。
首先，即使市场需求通过价格和利润给投资者以有诱惑力的巨大信号，他是否可能立即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设备、技术，抛弃其现有工人，而把资金转向另一个有利所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上要支付的代价有多大是否可以保证投资转移者必定获利
其次，投资转移是需要时间的。事实是生产能力的改造总是落后于需求变化的，从投资到收回投资和利润的时间,往往长于需求旺盛的时间.
市场需求总是千变万化。当投资者购置设备，雇佣工人，引进技术建造新的生产线，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时，原来在市场上闪现高利润的需求可能已经满足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整个生产配置、生产能力将再度成为过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已配置巨大资源、劳动力的生产线，就会成为社会性的浪费。
因此，市场经济根据其天性天然地存在宏观失控即发生生产力过剩的可能性。
美国经济大危机 市场调节经济在微观角度(对个别消费者)似乎是有效率的。在宏观角度(对全社会)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且必然发生供求失衡与周期性经济危机。实际上，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那种理想市场模型中已经隐含。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甚至无利润，导致投资必须自动退出这个部门的生产领域。
但是这种投资过旺、生产力过剩，即所谓”结构调整”，在现实中却是隐含着严重可怕的社会代价的。
商品积压、工厂破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下岗，就是经济学中所谓价格信号下落，利润率下降自动调节供给的必然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要使资本离开一个工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去，就必须经过危机。
市场无形之手，即价格，价格决定了资源分配，供需影响价格，市场参与者决定了供需，参与者是大多数人，因此自由市场由多数人做决策;市场有形之手，即政府或垄断企业，是少数人做决策。市场经济就是左右手互博，此消彼长，缺一不可。谁拥有话语权和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市场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制造了公平的不平等，垄断企业制造了不公平的不平等，政府要制造公平的平等。因此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打压垄断，保护市场无形之手，并弥补它的缺陷。价格政策、利率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补贴政策是政府的通常手段。
市场经济政府的四大职能:打压垄断、鼓励竞争、规范市场以及激励生产。政府应该是理性的，社会应该是民主的，经济应该是自由的，公平和效率那是必须的。然而政府在实现这些职能的过程中依然面临巨大的压力，期待新的突破。
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有序性
理论上，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社会，人们会不断完善立法，因此在有条件控制的情况下，一定会从法律层面直接做好过程控制，没有条件控制，那只能用法律来做事后威胁。
一旦严格立法，自主经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违法的，因为市场经济会面临所有权不清晰的问题:
–法律原则不应该有漏洞，而市场经济在法律上的漏洞表现为:
1)国家不保证员工的就业;
2)企业可以决定员工的岗位、任免、工资;
3)企业运营的信息管理权掌握在企业管理者手中;
4)企业员工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交换劳动的关系，人身控制属于违法行为。
–这个漏洞可能导致的结果是:
在社会竞争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可以让员工做伤害社会的事、企业管理者可以伤害员工的利益，员工要么失业、要么听从企业管理者的指令，而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可以一起将问题掩盖起来，使问题在对社会和消费者造成严重伤害的时候才暴露出来。
如果信息管理权在企业管理者手中，国家法律就无法做到过程控制，国家法律就只能靠事后威胁的方式保障企业的生产，造成所有权不清晰的后果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企业管理者会为了方便盈利决定生产、决定员工的劳动行为、岗位和应得的报酬。而事实上员工不属于企业主、产品最终只能属于消费者。只有当企业的信息管理权直接掌握在国家手中，法律才能做到有效的过程控制。
既然有这样一个漏洞，法律一定会试图弥补。如果严格立法，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国家不掌握企业的信息管理权就属于违法。一定有相关的法律原则能支持”国家掌握企业的信息管理权”这一点。一旦国家开始直接掌握企业信息管理权，市场经济最终一定会直接转变为计划经济。
学界从自发性与嵌入性层面，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展开论战。自发性观点主张，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能生成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这种视角突出个人权利、个体理性与自由，反对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嵌入性视角则主张，市场经济嵌入在政治权力、社会制度和公民社会中，是国家和社会推动的结果，它应当积极为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民的社会权利服务。两种视角由于固守自身的理论边界，形成了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曲解了经济行为的本质。
绝大多数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各种社会变革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方面必须通过市场经济这个载体来实现，另一方面必须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市场经济并使其向符合自身目标的方向发生变革。20世纪下半叶以来频繁发生的伦理与制度变革，促使传统市场经济日益向生态市场经济蜕变，生态市场经济则强烈地改变现有世界，这种相互促进的变革是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对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抗拒的趋势。无论是国内外环境还是国际义务等，都要求我国加强生态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
